The Fifth Person

全球贸易裂痕加深，投资者如何化危为机？

歷史往往能為我們提供寶貴的參考，幫助預見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升溫時可能出現的變化。雖然許多保護主義政策初衷良善，意在扶持本國產業，但實際結果卻常常伴隨意想不到的後果。 本文將回顧幾個經典的保護主義案例，從中提煉出關鍵啟示，協助我們這些投資人，在當今日益碎片化的貿易格局中，更有策略地前行 斯穆特-霍利關稅（1930年代） 1930年，美國正陷入經濟大蕭條初期。當時，為了保護本國農民與產業不被外國廉價商品衝擊，美國國會通過了《斯穆特-霍利關稅法案》，並由總統胡佛在6月17日正式簽署生效。 這項法案將約900種進口商品的關稅大幅調升，平均漲幅介於40%至60%。當時的出發點是善意的——希望讓飽受價格下跌困擾的美國農民（佔當時人口約兩成）能喘口氣，特別是在一戰後歐洲農業逐步復甦、全球市場競爭加劇的背景下。 但後來發生的事情，卻出乎所有人意料。 全球貿易量大崩盤美國一加關稅，加拿大、歐洲等貿易夥伴立刻報復，紛紛對美國商品加稅，掀起一波「你加我也加」的關稅戰。到1934年，全球貿易量比1929年暴跌了66% 經濟危機加劇，美國失業率飆升高關稅導致國際貿易急凍，企業銷售下滑、裁員潮擴大，美國失業率最終衝上25%。不僅未能「保護」美國經濟，反而讓本已脆弱的市場更加雪上加霜 美日汽車貿易限制（1980年代） 1980年代初，日本超越美國，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國，年產量超過1,000萬輛。當時，美國底特律「三大車廠」（通用、福特、克萊斯勒）市佔率持續下滑、財務壓力日增，引發政策層面的高度關注。1981年，雷根政府與日本達成所謂的「自願出口限制協議」（VERs），限制日本出口至美國的汽車數量，每年不得超過168萬輛。政策表面上是為了保護本土車廠免於外國競爭壓力。 結果如何？ 消費者面對更高車價面對數量限制，日本車廠迅速調整策略，轉向出口利潤更高的高階車款（如Lexus、Acura），在配額範圍內盡可能提升收益。另一方面，進口車與本地車款的競爭減少，也讓整體車價水漲船高。 [保護] 變成了「催化」這項貿易限制並沒有真正幫助底特律復興，反而加快了日本車廠「落地生根」的步伐。早在1979年，本田就在美國俄亥俄州設立了首座工廠，而VER政策的實施更推動其他日系車廠跟進，在美國設廠以繞開貿易障礙。這也說明了：單靠設限，無法解決本土產業面臨的結構性問題。 川普關稅政策（2018–2020） 2018年，美國川普政府展開大規模貿易干預行動，對進口商品加徵高額關稅，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。這一波關稅涵蓋約3,037億美元的進口商品，約占美國總進口額的12.6%，重點針對中國。政策核心訴求有兩項：一是縮小美國貿易赤字，二是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與技術優勢。 結果如何？ 消費者與製造商雙雙承壓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（CBO）估計，這些關稅將導致消費者物價上漲約0.5%，並使美國家庭的實質年收入平均減少約1,300美元。不僅企業生產成本上升，民眾也得為進口商品多掏錢。 供應鏈轉移，但未回流美國雖然政策初衷是促進製造業「回流美國」，但實際上，許多企業選擇將生產基地分散至越南、墨西哥等其他新興市場，以避開關稅影響。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並未如預期大幅縮減。 美国贸易逆差不减反增，达到历史新高，超过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年度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。（来源:…